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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创造力和野心的人交给我们吧”。美国从来就不掩饰自己对人才的渴求，对于它不需要的人，会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而对于需要的精英、人才，则慷慨地大开方便之门。
　　在纽约自由女神像下，刻着这样一首诗：
　　“都给我吧，把那些疲惫的人、穷困的人，渴望自由呼吸的芸芸众生，喧闹海边的可怜虫，都送到这里来，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在金门之旁，我高举明灯。”
　　实际上，这话只适用于建国初期的美国，那时候的美国实行的是“自由移民”政策，任何人都可以到这块新块新大陆追逐自己的美国梦：而到了1921年美国实施《移民配额法令》，鼓励技术移民而抑制一般性移民之后，这些诗句就应该改成“把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创造力和野心的人交给我们吧”。美国从来就不掩饰自己对人才的渴求，对于它不需要的人，会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而对于需要的精英、人才，则慷慨地大开方便之门。从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就多次修改移民法，规定只要是专业“精英”，可以不考虑其国籍、资历和年龄，一律优先允许入境。
　　以人才立国，正是美国这个人口只占世界5％、建国只有200多年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拥有着43％的世界经济生产力和40％的高科技产品的根本。
“牧牛娃”成就美国
　　一个细节：托马斯·杰斐逊在遗嘱里写道：下列碑文，不得增添一字——《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者。注意，他并没有提及做过总统的经历，在他看来，创办一所大学的重要性远大于出任一个国家的元首。
　　美国这个新兴的国家，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非常重视教育，以麻省为代表的北部几个殖民地，曾在1647年颁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南北战争后，美国一方面以柏林大学为样板于1875年创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则注重职业人才的教育。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兴办农(业)工(艺)学院。农工学院吸引了大批贫苦学生，被嘲为“牧牛娃学院”，但正是这些敢于冒险和创新的“牧牛娃”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独立之后，美国实行的是“自由移民”政策，大批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很多不乏一技之长。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美国于1921年实施了《移民配额法令》，开始对移民进行选择性准入。该法令规定，美国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包括艺术家、工程师、医生、律师、学者、宗教人士以及演员等，入境时不受移民配额的限制；还规定了“优先限额移民”原则，特别鼓励精于农业耕作的移民入境，以缓解当时美国农业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
爱因斯坦的选择
　　1933年10月7日，因为犹太人身份而受到排挤的爱因斯坦被迫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当时法国科学家朗之万感叹道：“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爱因斯坦选择美国，不是因为钱，事实上，他当时要求的年薪只有3000美元；让他感兴趣的是美国科研团队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而聘请爱因斯坦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其创办的目的就在于延揽世界一流的学者，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使他们摆脱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琐事的束缚，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悉听尊便，而且没有任务要求。即使不是出于逃避政治迫害和战争的急迫性，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对于学者来说，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1940年，爱因斯坦加入美国籍。可以这么说，爱因斯坦无形中成为美国人才工程的最佳代言人，促使无数精英选择到美国发展。
　　1945年盟军攻克柏林，当苏联忙于将大批德国的设备和机器运回国内之时，美国却派了3000名科技专家到德国物色人才，动用了100架飞机将2000多名科学家运往美国，其中仅火箭专家就有120名。二战结束，美国一共从德国运回了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及其家属。这在美国乃至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因为精英们的加入，美国的科技在二战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核武器的研制、“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计算机的诞生和应用等，很大程度上是靠移居美国的科学家们完成的。比如创办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就是1951年从匈牙利辗转来到了美国。
　　乃至后来的苏联解体，也成了美国接收苏联各类优秀人才的大好机会。圣彼得堡物理研究院的独门秘技是研制和生产大功率军用固体激光器，苏联一解体，美国国防部即派员常驻该院，以合作的名义，让这些专家为美国人干活。美国还以高出原有薪水10倍以上的高薪收买俄罗斯反弹道导弹专家。这是因为美国人深知，引进国外的技术人才，不仅省掉了教育成本的支出，而且是一门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吸引人才的三部移民法
　　1945年9月6日，日本正式投降的第四天，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就向国会递交了“21点战后复兴计划”，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战略地位来考虑。战后美国对人才的需求，突出体现在三部重要移民法的制定上，这三部移民法分别是在1952年、1965年、1990年颁布的。
　　《1952年移民法》是战后美国第一个吸引技术移民的重要法律。该法规定，全部移民限额中的50％用于美国急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突出才能的各类技术人员。这是技术类移民在限额制度中第一次占有如此太的比重。《1965年移民法》则针对6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对《1952年移民法》作出了修，把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突出才能的移民，以及美国急需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工列为优先限额移民。《1965年移民法》的重要作用就是移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尤其是美国得到了大量来自亚洲的移民，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占有很大比例。兰德公司曾有研究报告评价说；“来自亚洲的新移民是迄今为止进入我国的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移民集团。”
　　随后的《1990年移民法》体现了美国对高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对技术类移民的优先权作了明确的分配：第一类优先权给予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运动等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杰出的教授及研究人员，多国企业中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第二类优先权给予具有高学历或特殊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申请人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有科学、艺术和商业方面的特殊才能；第三类优先权给予技术人员、专业人员以及其他劳工。技术类移民的限额是每年14万人，占全部限额的32％。这些规定几乎涵盖美国所需人才的方方面面。
把人才留在美国
　　就在《1990年移民法》出台的同年，美国国会创立了H－IB工作签证计划，允许具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外国人到美国工作。这让有志于在美国发展的外国人才又爱又恨，它一方面使得他们便于到美国工作，但另一方面，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签证的最高限额经常摇摆不定——1990年是6．5万份：2000 年开始的3年内增加至19．5万份，因为投资气候正热；之后又回到6．5万份。
　　针对亟待改革的H－IB签证制度，美国的许多专家、高科技公司头头、大学校长、政府官员等向联邦政府展开了游说。比尔·盖茨曾在一次讲话中称，这一制度根本就是“灾难”，是在“赶着顶级天才离开美国”，并称“如果我能够改变美国的一条法律，那么肯定就是这个”。
　　游说是有效果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感受到了人才需求的危机。2006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1世纪首部新的移民法案，其中的重要条款包括增加11．5万份H-IB工作签证，并增加29万个绿卡名额；同时决定给所有在美国大学接受高等(硕士学位以上)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外国学生免除临时工作签证与绿卡配额的限制，只要他们毕业后愿意留在美国，就可以迅速获得美国公民资格。
　　尽管在“9·11”之后美国的移民审核更为严格，打击了高科技人才到美国发展的积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在2001年，美国就出台了《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其核心是吸引高科技人才。为加强国家竞争力专门立法，应该说，这是一个明确认可“21世纪人才最贵”的国家，在国际人才竞争上，它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